1.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禅密切相关的玄机。在中国诗史上，诗与禅的关系是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不管是以禅入诗，以诗入禅，还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都潜蕴着诗禅相通、互为转换的内在机制。

　　中国当代诗歌在充分地走向世界主义化，但西方诗学已不再是绝对和排斥性的评判标准，在横的移植潮流之外，依然有着众多诗人沿纵的历史河道回溯的足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方艺术精神尤其是禅宗美学正在回归和崛起，这一脉文化活水与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冲激汇流，显示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力。首先在现代诗中标举禅道精神的是山水诗人孔孚，他的诗由求“清”到求“灵”，由营造“外象”到追求“内象”，不断在玄奥虚静的“隐”的道路上深入，他所主张的尚无轻有、简出淡出，都上接中国古典美学的至高之境“用无”，充满了静思的意味、禅定的神韵。与孔孚风格相近的一些诗人，如昌耀、安谧、王尔碑、马丽华等，他们长期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清氛中，多有以天地为庐、共万物而生死的物我交融之作，流溢着一种心神与自然和谐无间的东方文化氛围。朦胧诗派中杨炼的作品也明显带有中西文化合璧的色彩，如长诗《诺日朗》、《自在者说》，借用了佛教禅宗的一些典故与意蕴，启示一种无所顾忌的终极自由与对万物生死界限的超越，最耐人寻味的是《诺日朗》第4章那首《偈子》，诗人主张超越人生循环不断的希望和绝望，通过以心相印步向永恒超脱的彼岸，“或许召唤只有一声-- 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

　　针对现代生活的功利性、实用性的压迫，召唤向禅悟这种东方智慧方式的回归，吴晓指出，诗悟是禅悟的转化，认为使人类悟性更多地应用于诗美传达，是现代诗艺术探索的重要内涵。可以看出，禅悦之风虽然只在部分诗人的部分作品中有所反映，但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和倡导，成为一种扎根于丰饶的文化沃土之上、正在发展壮大的诗歌现象。

　　2.

　　为了传达体验、指示门径，禅不得不借助虚妄的语言，但禅的语言方式在本质上是反叛的，语言文字不过是一种“因指见月”、“到岸舍船”的随意表述。禅宗创造了这样一套权宜的语言策略，或以形象直入启悟，或用公案机锋棒喝，或背谬常规逻辑，或悬置概念术语，制造大量“无理”的语言迷宫。这种对语言彻底“忘言”、“除故”的方式，与现代诗消解语言的追求不能说没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后现代诗坛“反艺术”呼声的响起，正是为了彻底取消任何审美经验和形式的绝对性，回到日常性的个人经验，回到直觉体悟的世界中来。这样，在对人类古老直觉的皈依上，后现代艺术与禅宗的精神内涵达成了秘响旁通的一致。

　　3.

　　禅是对生命境界的提升，是对大自然和神秘宇宙的直觉感应，它用暗示的非逻辑的方式以有限示无限。在中国当代诗歌中，以禅典、禅语入诗的作品并不太多，只有孔孚、王尔碑、车前子、大仙的一些诗直接表达了诗人自身对禅的兴趣、理解和体验。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类诗，在山水风景的刻画或现实生活的描述中，不自觉地进入禅境，透露出某种禅意和禅味，臻于无意为禅而禅意、禅味自至的境界。

　　不难发现,禅学智慧能为现代诗提供可资借鉴的思维方式及创造美感的无穷空间。禅思悟性的拓展，不但有利于当代诗人通灵开悟、进一步解放自身的想像力，以寂照圆融的全方位的心性方式审视世界，开拓更为自由广阔的诗境；同时，也可以反拨当代诗歌过于直接张扬、浮躁凌厉的弊病，使蹈虚凌空的诗人回到“当下即是”的平常心，把一切平常景物都看做悟的道场，将自我化入万物，以不染不离、超然即世的态度感悟人生世相。诗与禅皆为考察人生和宇宙诸现象的特殊视点和思维，由此形成的观念和方法，皆是内省的、顿悟的。禅化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以旁观者自居，以虚灵的胸襟、澄静的心怀观道体物、解粘去缚，进入万物一如、物我一如的圆融境界，是诗心所能达到的最为通透无碍的至境。诗人吸纳禅思，能为观照万象开启灵视之窗，打破成规定势，即时即兴地进行创作，从而以更为无遮无碍、通脱自在的秉性走向神秘与自由。对于诗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创造一个自由的想像空间，如何拓展诗的疆界，进入廓然之境，依然是当代诗歌的第一义。关于这一点，以现代诗融铸禅宗悟性的诗人洛夫早就说过：“唯有以民族为基础，进而参赞天地、怀抱宇宙的诗人才能作一个大诗人。”

　　禅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渗透，是特定的文化惯性力使然。代表东方智慧的禅，是我们回归母体文化、走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诗艺相结合的道路,必然开启的一个丰富宝库。

禅学——诗学——美学；空灵的禅——空灵的诗——空灵的美！

                                                                   ( 作者石霜舫，笔名牧石 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