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之世，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更加向往我们的先辈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三国时代魏国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想想吧，在一片苍翠青郁的竹林里，有清风徐徐而过，有翠鸟如歌的欢唱，阳光从林间斜射而入，七位雅士在这里高谈阔论，时不时抚琴一曲，或对弈，或取笑，或吟诗，或作画，好不快哉！这是何等让人神往的景致！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後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後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210－263)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阮籍对后世的影响

　　1、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瘐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2、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影响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蠫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瘐、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玚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

　　(一)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参见《晋书·阮籍传》和《晋书·何曾传》)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见拙作《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求是学刊》1996年3期)《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2期)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魏晋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二)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红楼梦学刊》1996年3期)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贾)”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三)终身履薄冰阮籍

　　《咏怀》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与《红楼梦》中黛玉的处境相似。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和《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意境是异曲同工的。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剧除客观环境外,也是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内向的性格和隐曲的处世方式导致了其悲剧的加剧。黄节评阮籍这首诗时说:“‘终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与!”(《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处世之“慎”(曾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也体现在他《咏怀》诗的创作上,其朦胧曲折的风格,造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的艺术效果。林黛玉虽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但在与宝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从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诗中悲叹:“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与阮籍的“谁知我心焦?”、“辛酸谁语哉!”等诗句如出一辙。“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清·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林黛玉论》,《红楼梦卷》第1册)的确,黛玉熟读《西厢记》,却不曾借红娘牵线。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

　　阮籍的言与行是有差异的,那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方式。而就黛玉而言,天下再没有象她那样“口非心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人了。她“欲近反而疏,欲亲反而戚,胸鬲间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许叶芬《红楼梦辨》,《红楼梦卷》第1册)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苦阮籍者阮籍也。

　　在阮籍与黛玉的人生悲剧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环境的污浊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言行都表现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试想,司马氏给他许多次高就的机会(如联姻等),他都消极反抗,所以艰难地保全他的名节。黛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不逢迎权势,以致于把贾母喜爱她这一良好的机会都渐渐丧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蒋和森《红楼梦引论》,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黛玉与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对阮籍人格、诗境的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咏怀》第十三首的诗尾写道:“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红楼梦》戚序本存一条脂(砚斋)评云:“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论语·述而》:“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诗和脂评都典出《论语》,意蕴也很相似。

　　阮籍此诗结尾的前两句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整体诗意是说,无论是李斯、苏秦,还是伯夷、叔齐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都杀身而死;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守节而死。他们或出为显宦,或隐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晋之际,司马氏为篡夺魏政权,一方面杀人如麻,一方面拉拢名士;前者使国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图树立几个投降归顺的样板以警世人。所以,摆在魏晋人士面前的两条路——仕与隐都充满鲜血。唯一能让人心理平衡的途径就是遂其心志。这一点,嵇康在拒绝山涛推举他做官时谈得更清楚:“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红楼梦》从言情的角度而论,就是在追求一种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理想境界。脂评为《红楼梦》一书补充了这一意旨:“而绛珠之泪,偏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的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这是一种以“惜”为基础的“通灵”的情感现象。《红楼梦》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等以婚姻为最终归宿的传统模式,对“情”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周国平《人与永恒》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红楼梦》也是一个梦,宝黛爱情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结局是超越成败、超越离合的。脂砚斋这段评语是对曹雪芹小说的补充和点化,是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升华,道出了黛玉泪尽而逝的美学价值。

　　从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诗句抽绎出的魏晋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宝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确再没有什么值得嗟叹和悲怨的了。这应该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大团圆”。

　　六、鲁迅对阮籍的评价

　　竹林名士中，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後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

　　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少年时即为同郡山涛所知。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现在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曾经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但当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就变成消极无为了。做官并非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内心更加痛苦。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细读他的《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所谓的“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刘伶

　　刘伶,西晋沛国（治今安徽淮北市）人，字伯伦。 “竹林七贤”之一。曾为建威参军 。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颂》，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 礼法”表示蔑视。

　　传纪出处

　　《晋书 列传十九——刘伶传》载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世说新语 任诞第二十三》《刘伶醉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ke)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注]，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翻译：有一个德行高尚的老先生，把天地开辟作为一天，把万年作为须臾之间。把日月作为门窗，把天地八荒作为庭道。行走没有一定轨迹，居住无一定房屋。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放纵心意，随遇而安。无论动静都随身携带饮酒器具。只是沉湎于杯酒，不知道其他的。有显贵公子和仕宦处士，听到我的名声。议论着我的行为。于是便敛起袖子，绾起衣襟，张目怒视，咬牙切齿。陈说礼仪法度，事事非非一起产生。先生在这时候正捧着酒瓮，抱着酒槽，衔着酒杯，喝着浊酒。拨弄着胡须，伸腿箕踞而坐。枕着酒曲，垫着酒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昏昏沉沉第地喝醉，又猛然清醒过来。安静地听，听不到雷霆之声。仔细地看，看不见泰山的形体。感觉不到寒暑近身。利欲动心。俯瞰万物，犹如萍之浮于长江、汉水，随波逐流，不值一提。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於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 不幸中之大幸 了

　　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於把拳头放了下来。

　　还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於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刘伶裸身于屋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说道： 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麼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杜康造酒醉刘伶

　　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嗜酒如命而出了名。他打听到伏牛山北麓杜康仙庄的杜康酒味道醇厚，香郁浓重，曾作为宫廷御酒专供朝廷饮用，要是不饱饱口福，就要终生遗憾！

　　这一天，他出洛阳过龙门，朝杜康仙庄一路问来。行至街头，看见一家酒肆，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他不禁愣神：何等样的酒？这么大的口气！一问，知道便是杜康酒肆。心说：我倒要领教领教酒力如何！这么想着，已经走了进去。一看有个老翁正在等客，问过姓名，正是杜康。杜康见刘伶进来，忙笑嘻嘻的起身迎问：“客官是吃酒吧？”“吃酒，吃酒。你店里好酒有多少？”“不多，一坛。”“一坛？一坛够吃？”“一坛酒还要供好多人喝哩，你能喝多少？”“能喝多少？倾坛喝光也不会够的！”“天呀！喝一坛？三杯也不敢给你，你要吃过量了，我可是吃罪不起！”“哈，哈，哈！三杯？你是怕我付不起酒钱？银两有的是，你就连坛给我搬来！”杜康一听，又道：“客官，我的酒凡喝的，都是一杯，酒量再大，大不过两杯，你要执意多喝，请给我写个字据，出事了，我不担干系。”刘伶道：“那好，拿笔来！”店小儿忙拿出笔墨纸张摆放停当，只见刘伶写道：“刘伶酒如命，倾坛只管饮，设或真醉死，酒家不相干！”下款署名刘伶。写罢交给杜康，杜康便让店小儿搬出那坛酒，放于刘伶面前，任他喝去。

　　可知刘伶吃酒是海量，又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整年出游，行无定址，好酒不知喝过多少，从没有醉倒过。只见他端起酒杯，咕咚咕咚，一杯酒倾刻见了底。这时心里暗惊：酒力果然非凡！一边想着又端起了第二杯，两杯酒下肚，已是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已无勇气再喝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夸下海口了，包喝一坛，如今三杯酒喝不了就成了这般熊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想到此，又战战索索端杯在手，勉强喝了第三杯，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情知不妙，忙起身离店出走，往家急赶。

　　刘伶踉哩踉跄到了家里，床上一倒，不省人事。一连三日，摇着不动，喊着不应，都道是死了。只好备了棺木，合家老幼，号啕哭喊，送出去埋了。

　　那么有人问了：刘伶晋人，杜康黄帝时人，时差几千年，这时杜康咋又造酒醉死了刘伶？这里还有个“弯弯”不得不交代清楚。

　　且说杜康当年因造酒闻名，被黄帝启用为“宰人”之后，消息传到天宫，受玉皇大帝所诏在天庭当了酒仙，刘伶原来是王母娘娘的一个书童，在天宫嗜酒成癖。一次，因偷喝了王母娘娘“蟠桃宴”上的“御酒”又绊倒了王母的玉石酒杯，王母盛怒，贬他下界投胎，以惩此过。这时正是西晋，书童投胎到沛国刘门之中，取名曰伶，字伯伦。他虽然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后成为“竹林七贤”之一，但酒性不改，整日以酒为乐。

　　忽一日，王母娘娘掐指一算，书童下界已到归期，只是无人超度何能归来？于是便想出一个主意：他因嗜酒遭贬，还应以酒点化，这便想起了酒仙杜康。她唤来杜康，如此这般交代了几句，杜康便遵旨下界，依言而行。

　　这一天，杜康屈指算来，刘伶醉死已经三年，该是招醒的时候了。他便依然酒翁打扮，肩背褡裢朝刘伶家走去。到了门首，恰有家人守门，见是一翁求进，忙回禀进去，正好刘妻出门迎见。一见门外站一翁，虽然白发如银，但精神饱满，相貌不俗，遂问道：“客人何处来？有何见喻？”杜康听了，故问：“此是刘伶贵府吗？”“正是寒家，客人找他何事？”“你是——”“我是他内室，有话直说。”“既是如此，何不引出刘贤弟一见？”刘夫人听了这话，泪珠子倏忽滚落下来：“我夫三年前在外归来，卧床不醒，疾然长逝，已殡埋久矣！”杜康一听故作惊讶：“哎呀呀，惋惜惋惜！他在我店吃了酒，不曾付钱带醉而走，今年好三年，我特来讨要酒钱，不想他已辞世入土了，这这这——”刘伶妻子不听则已，一听这话，顿时怒从心头来，指着杜康道：“正不知我夫君死因何来，原来是喝了你的酒。你用什么酒把他毒死了？咱去见官！”话犹未了，早拽住杜康衣襟硬扯不丢，哭喊不止。杜康此时不慌不忙说道：“你家夫君不是死了，是大醉不醒。”但刘妻哪里肯信，依然纠缠不休：“你是畏怯见官，才诡称他没死。即使没死，已入土三年，焉能生还！”杜康正色道：“他真没有死。不信，可以掘墓，开棺验看。”这时众人聚拢围观，大家一则有奇心，二则是看那老翁言语认真，便七言八语插上话来说：让他开馆来看，若真的没有死不更好；如果死了，再见官不迟。刘夫人一听止住了哭声，便叫了几个强壮后生拿了家什一同到刘伶墓上来了。

　　挖开土，启去棺盖，大家争看，但见刘伶面色红润，似熟睡一般。正在众目惊视之时，只见杜康挤上跟前，伸手朝刘伶额头轻轻一拍：“起来吧贤弟，王母有旨，随我回天。”大家听了，都茫然不解，却见刘伶打个哈欠，睁开眼仍连声赞道：“好酒，好酒！”旋即坐了起来。这时刘夫人破涕为喜，急上前搀扶转家，但见墓坑之中忽然升起一团白烟，团团旋转，把刘伶旋在其中。这边，杜康也轻轻跳入烟团，与刘伶相对而坐，徐徐升腾，越升越高。一旁急坏了刘夫人，她一见夫君随空升去，茫然不知所措，遂又舍命哭喊，但也无济于事。这时只见杜康取过褡裢，随手抛来。及至着地却幻作白练一条，上有七言诗四句，大家围看，只见写道：

　　刘伶本非凡夫子，原是王母一书童；

　　因酒遭贬归下界，今已罪满回天宫。

　　阮咸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晋始平太守。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步兵校尉阮籍从子，阮瞻、阮孚之父。晋人所称的“竹林七贤”之一，是七人中最少受关注的一位。存世的阮咸生平事迹甚少，散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和一些类书中。

　　阮咸年龄比王戎稍长，在竹林七贤中是第二小的。阮咸少有夙惠，曾与叔父阮籍一同饮酒宴游。历仕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阮咸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驴子去追。追上后还穿著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头驴子回来，说：“人种不可失”。阮孚即阮咸与此婢之子。

　　七月七日，按当时风俗，阮氏各家都把华贵的衣物拿出来晾晒。唯独阮咸在庭院里褂了一条寒酸的布犊鼻裈。别人问他，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儿。”

　　阮咸不喜与人结交，只喜与亲族一起饮酒弦歌取乐，尤其与从子阮脩意气相投。曾与族人群聚饮宴，不用普通的酒杯饮酒，而是把酒盛在大瓮里，几个人围坐在瓮前相向而酌。此时有一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便跟在猪群的后面共饮。

　　阮咸善弹琵琶，精通音律。据说阮咸改造了从龟玆传入的琵琶，后世亦称为阮咸，简称阮。中书监荀勖常与阮咸讨论音律，自叹弗如，由此嫉恨在心，迁阮咸为始平太守，故后人称之为阮始平。阮咸后以寿终，有二子阮瞻、阮孚。

　　阮咸曾作律议（见<世说·术解>）。但其著作无一流传至今。

　　宋人颜延年五君咏中有阮始平诗（见文选）。

　　乐器阮咸

　　阮咸还有一意即长颈琵琶，与从龟兹传来的曲项琵琶不同。西晋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善弹琵琶，唐代开元年间从阮咸墓中出土铜制琵琶一件，命名为“阮咸”，简称“阮”。结构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唐时琵琶是军中传令之器，故有醉卧琵琶马上催的说法。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石霜舫，笔名牧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